虽然有点晚，但还是翻译了一下马克·莱纳斯的牛津演讲全文，他的转变正是一个尊重科学的环保主义者同反转人士之间的差别。经得作者同意，全文（以正式演讲视频为准，包括之后的问答环节）翻译如下。英文原文以及视频请见http://www.marklynas.org/2013/01/lecture-to-oxford-farming-conference-3-january-2013/
马克·莱纳斯于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的演讲
马克·莱纳斯
译者：UnknownC4
首先我要向这里的听众们道歉。此时此地我郑重声明，本人为之前数年摧毁转基因作物的行为致歉。同时本人也为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从而参与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的行为感到抱歉。对一个环保主义者，以及对一个有着这样的信念——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健康而富有营养的饮食——的人而言，我过去所选择的道路实在是不能再糟糕了。为此我现在非常后悔。
那么我想你们可能会感到疑惑——在1995年至今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不但转变了我的想法，还让我来这里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呢？答案很简单：我发现了（这其中的）科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希望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让我们先回到1995年，当我第一次听说孟山度的转基因大豆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知道当时自己立马在想些什么。一个有着不良记录的美国大公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玩艺放进我们的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最不自然的一件事——人类的科技力量过于强大了；肯定会有惊人的大问题。这些基因会像某种活生生的污染物一样散布开来。噩梦充斥了我这些想法。
这些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几年之内欧洲就基本禁止了转基因，而我们的担忧也随着“绿色和平”和“地球之友”这些非政府组织传播到了非洲、印度以及亚洲的其它地方，那些地方至今仍然禁止转基因。这是我参加的公众运动中效果最为显著的一次，比我参与的反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公众运动效果要好得多。
而这同时也是一次赤裸裸的反科学运动。我们使用了很多虚构的描述，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一边鼓捣生命的最基本单元，一边发出恶魔一般的笑声。也因此有了“弗兰肯斯坦食品”的标签，当然也瞬间被用在了《每日邮报》上——这绝对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科学技术被秘密地用在非自然地方的恐惧所致。而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并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为了反对它所做的一系列行动。
对于我而言，这一反科学的环保主义同我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中所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我在2004年出了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而且我下定决心，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而不仅仅是收集一些坊间消息，不仅仅是一个旅行者环游世界搜集一些气候变暖的影响而已。
于是我不得不用海冰的卫星数据来佐证我阿拉斯加之行的内容，也必须用长期的全球山脉冰川质量记录来佐证我在安第斯山脉拍摄到的冰川消融的照片。这也就意味着我不得不学会如何阅读科研文献、懂得基本的统计学以及了解很多不同学术领域的情况，从海洋学到古气候学等等，而我在政治学和现代史学上获得的学位对这些并没太大的帮助。（译注：观众大笑）
我发现经常同我辩论的都是些根深蒂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现实。于是我就教育他们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只有发表在那些最杰出学术期刊上的内容才有价值。
我的第二本关于气候的书，《六度》，其中科学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它甚至获得了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而跟我很熟的气候科学家都打趣说我在这个领域懂得比他们都多。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这个时候，即使我对于转基因技术没做过任何学术上的调查，而且个人的认识也非常有限，我仍然在《卫报》上撰写长文反对它。即便晚如当时，我也没有读过一篇关于生物科技或者植物科学的，同行评议过的论文。在此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很羞愧。
显然我没法为这一矛盾辩护。而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在《卫报》上最后那篇反转基因长文下面的评论。有一个批评者这么对我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大的汽车公司所推行的轮子，你是不是也反对呢？”我想，这类比挺有趣。（译注：观众笑）
于是我就开始阅读文献了。而我发现自己珍视的那些关于转基因的信念，一个一个地，变成了绿色的小道消息。
我原以为它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
我原以为转基因只对大公司有利。事实是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通过减少人力投入，从中获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益。
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使用的）“终结技术”剥夺了农民自己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不能自己留种，而且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终结技术”。
我原以为没人想要转基因。事实是农民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如此之强烈，以至于Bt抗虫棉技术被盗版后传入印度，抗农达大豆被盗版后传入了巴西。
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精确也更安全，拿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只移动了几个基因，而常规手段则是在不断的尝试和修正中，对整个基因组大动干戈。
但是，那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又怎么讲？鱼和西红柿？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在植物、昆虫甚至我们之间也一样经常发生——这叫基因流动（gene flow）。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于是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种族》中我上来就抛弃了一切环保主义者的正统观念，而试图从整个星球的范围来看待（环境保护）问题。
而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到2050年，我们将要利用跟现在差不多面积的土地、有限的肥料、水和杀虫剂，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气候环境下，养活95亿可能不再那么贫困的人口。
我们展开说说。我知道去年这个会上有一场演讲时关于人口增长的。而这一领域也被各种迷思所影响。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一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穷人生得太多，所以我们要么需要计划生育，要么需要更激进的手段，比如大规模一胎化政策。
现实是现在全球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大约2.5，如果你考虑到保持人口自然更迭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2的话，这两个数字差得并不是太多。那这些大量的人口增长从何而来？这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现在更多的孩子们，不会在很小的时候因为那些可预防的疾病死亡，而能够长大成人并且生下他们自己的小孩。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我们这个年代带来的最好的消息之一，而这一大好消息的中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并不是说有大量小孩在不断出生——事实上，按照汉斯·罗斯林的说法，我们已经在“儿童高峰期”了。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大约有20亿的儿童，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儿童的绝对数量将不再会超过这个数字。
但是，今天的这20亿儿童中，将有多得多的人能够长大成人，并生下自己的小孩。他们将是2050年的那些孩子的父母。这也是2050年我们预计会有95亿人口的源头。你并不需要失去自己的小孩（上帝原谅我这么比方），甚至都不需要成为父母，就该知道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绝对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些人需要多少食物呢？根据去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上最近的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们可能会面临超过100%的全球粮食需求增长。这基本赶上了GDP的增长，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为了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还因为我们正不断地消灭贫困以及大范围的营养不良——今天仍然有接近8亿人每天都吃不饱饭，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食物。而我敢打赌，没有一个富裕国家的人会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一件坏事。
然而，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很严重的环境问题将有待我们解决。森林砍伐（用作农业或城市建设）是温室气体的一大来源，也可能是生态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集约农业是必要的，而“可持续的集约农业”现在成为了热门词汇——我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更多作物，以保护雨林和仅存的自然栖息地不被我们用作农田。
我们还需要应对有限的水资源——逐渐耗尽的地下水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严重问题，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给各个大洲农业地区带来的越来越强的旱灾。如果我们更多地从河流取水的话，也会加速那些脆弱栖息地的生态多样性丧失。
我们也需要更有效的管理氮肥的使用：化肥对供养人类非常重要，没人会反对这个说法，但低效率地使用化肥，意味着我们会看到世界各地大量出现死水区。墨西哥湾已经有2.2万平方公里的死水区，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其他沿海地区。这还会导致淡水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
只在一边看着，期盼技术革新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行的。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并且要有正确的战略。我们要确保技术革新能够更快地到来，并且技术发展的方向正是人们最需要的。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这么做过一次了。当保罗·埃利希在1968年出版《人口炸弹》一书的时候这么写道：“为了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不管我们执行什么应急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几亿人仍然将会死于饥荒。”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你们大概都听到过。他的建议，或者当时其他马尔萨斯主义学者的建议，相当明确——对于像印度这样极度穷困的国家，人们早晚都会挨饿，那么宁可取消对他们的食品援助以减少人口增长。
当时大家并不能提前就知道埃利希错了。事实上，如果大家都照他所说的去做了，可能会有好几百万人无谓地死去。然而，由于诺曼·布劳格和他带来的绿色革命，营养不良被大幅的遏制，印度的粮食变得能够自给。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布劳格当时同埃利希一样担心人口的增长。只不过，他认为我们还是值得试着为此做点什么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他的信念是，做那些有可能做到的事；但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相信无论何地，人们都理应，也有权利获得足够的食物。
那么诺曼·布劳格做了些什么？他转向了科学和技术。人类是一个会使用工具的种族——从衣物到犁具，技术是区别我们和其他猿类的主要因素。而大量的工作花在了那些人工栽培作物的基因组上——比如说，如果小麦能长得更矮，把更多营养放在种子而不是秸秆的发育上，那么产量就会上升，同时也可减小因倒伏导致的损失。
布劳格在2009年逝世之前，他花了很多年时间投身社会运动，反对那些跟我一样为了政治或意识形态而反对现代农业革新的人们。这里引用一句他说的话：“如果那些反对者们真的阻止了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他们或许真的会带来那些他们自己40年来一直预测的饥荒以及生态多样性危机。”大家可以想想这话说得有多正确。
由于那些源自富裕国家的所谓环保活动，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危险地接近这一状态了。生物技术虽然没有被完全停止，但它被变得极其昂贵，以至于只有那些巨头公司才负担得起。
如今要让一种新作物通过各个国家的层层审批，需要几千万美元，事实上我两天前从植保协会得到的最新数据说，从发现一项新的作物性状到将它完全商业化之间，需要花费1.39亿美元，在这种状况下，开源或政府扶持的生物技术研发手段真的没有什么机会。
无奈而又讽刺的是，那些反对生物技术公司的社会活动者们抱怨说，转基因作物只有大公司愿意推广，而他们自己却正是造成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
目前在欧盟这个审批系统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多转基因作物已经等待审批等了二十年或更久，而在那些反生物科技的国家，例如奥地利、德国或者法国，则是迫于扭曲了的国内政治环境，被永久搁置了下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审批上的延迟则从2002年的3.7年延长到了如今的超过5.5年。政策上，（转基因技术的）负担一直在逐渐地变重。
要记住，法国很久以前就以土豆是美国进口的为由拒绝接受它们。正如近日一位网友评论说，欧洲就快变成食品的博物馆，而我们在座的诸位很多都会变成博物馆管理员了。我们这些吃饱了饭的消费者们，被那些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的怀旧情调所蒙蔽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吃，所以我们有能力肆意挥霍来满足那些给我们带来美感的幻觉。
可是，与此同时，正如上个月乔纳森·福利等人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增长都停滞了下来。如果我们不能重新使作物的单产增长的话，将很难（使食品产量）跟上人口发展以及相对应的需求增加的步伐，那么粮食价格会上涨，而且人们将会向大自然获取更多土地用于农业需求。
这里我又要引用诺曼·布劳格的话：“现在我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可持续地供养100亿人口的技术——这些技术要么已经可以投入实用，要么已经研究到相当成熟的地步。那么，现在更迫切的问题就是：农夫和牧场主们能被允许使用这样的新技术么？富裕的国家当然有能力采用那些风险奇低无比的手段，花更多的钱购买用所谓‘有机’方法生产的食物，但那些身处食品短缺的低收入国家，长期营养不良的10亿人口则没有这个选项。”
正如布劳格所说，有机食品对人和环境更为有利这一说法可能是最为阴险的谣言。（有机食品）更健康的说法一再被科学研究论文所推翻。我们也能从许多研究中了解到有机农业的产量要低得多，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最低会（比常规农业）低40%到50%。土壤协会最近发布一篇报告，极力推荐使用有机农业供养全世界的人口，但他们只字未提这一产量上的差距。
他们同时也完全没有提到，如果考虑到为了弥补这一产量差距，所导致的土地搬迁的效果的话，有机农业可能对生物多样性而言要更为糟糕。相反地，他们讨论的则是一个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西方人总体而言摄入的肉类更少、热量更低，于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能多吃到点。这真是天真的扯淡。
如果你仔细想的话，有机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个排斥主义的运动。它从根本上排斥许多现代技术。就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米什人（Amish），他们用马和马车把他们的科技定格在了1850年，有机运动事实上毫无缘由地，把它的科技定格在了1950年左右。
然而有机运动对科技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从近期的土壤协会杂志上读到说用火焰喷射器烧野草、用电流电野草是可以的，但是相对温和的除草剂，例如草柑膦，则完全不行，因为他们是“人工化合物”。
事实上，完全没有理由认为，避免使用这些人工化合物会对环境更为有利——实际上恰恰相反。最近由洛克菲勒大学的杰西·奥索贝尔（Jesse Ausubel）及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了解如果印度的农民只使用1961年前的农业技术的话，要获得现在的产量，需要多使用多少土地。答案是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在中国，种植玉米的农民们利用现代科技所提供的高产量，省下了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两个法国。全球范围内，从1961年到2010年，农业用地只增长了12%，而人均分配到的食品热量则从2200千卡上升到了2800千卡。多亏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0%，尽管人口增加了30亿，每个人仍然获得了更多的食物。
那么，全球范围来看，这些主要由化学肥料导致的单产大幅增长，让我们剩下了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南美洲的大小。如果没有这些单产的增长，我们现在早就看不到亚马逊雨林，同时也不会看到印度的老虎和印尼的猩猩了。我不知道为何什么那些反对农业技术的人还好意思自称环保人士，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那这么多反对者从何而来呢？我们之间仿佛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就是现代技术等同于更高的风险，而且往往是以一种先知般的语气。实际上，我们有许多非常自然、非常有机的办法来获得疾病和早夭，正如2011年德国有机豆芽中毒事件所揭露的一样。在这起公共卫生灾难中，埃及进口的有机豆芽种子——事实上是种子内部——受到了可能是来自动物有机肥料的大肠杆菌的污染，灾难导致的死伤人数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一样多。
总共有53人死亡，3500人严重肾衰竭。为什么这些消费者选择了有机食品？因为他们认为有机食品更安全更健康，而他们对于重重监管下的化肥和杀虫剂所带来的那些的微不足道的风险要害怕的多。
如果你不带偏见的话，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如果你能定义“人工”这个词的话）就是糟”的信念。之所以说这是个谬论，是因为有数不胜数的纯天然毒物以及纯天然致死方法，你只要去问问那些大肠杆菌受害者的家属就知道了。
对于有机农业而言，这自然主义谬论被上升到了整个运动的中心指导原则的高度。这毫无理性可言，而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理应做得更好才是。
在你们等会提问之前，我需要说明这不是说有机农业一无是处——我的父母就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而他们也认可我这篇演讲（译注：观众大笑）——不过我确实需要声明的是，（有机农业）确实帮助开发了很多优秀的技术，比如间作和混作等。农业生态学的一些原则，例如养分的回收再利用，以及促进农场作物种类多样化等等，应该，也将会在其他地方的农业生产中更受到重视。
然而，有机农业目前正走在一条逐渐拒绝革新的道路上。我们拿转基因作为最明显的例子，许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使得我们能够不再使用破坏环境的化学药品，因为基因被改造过的作物本身就能够抵抗害虫。所以问题是：凭什么这就不算是有机农业呢？
有机农业同时还正被用作剥夺他人选择权的一条借口。现在最常见的反转基因理由之一，就是说有机农业会被转基因作物的花粉给“污染”——注意他们的用词，所以没有人应被许可使用转基因。所以，很明显地，对一小部分生活富足人士而言，他们基于审美的消费选择权利，可以盖过所有其他人使用对环境有益的改良作物的权利。
只是为了澄清，我完全支持多样性，但如果这意味着一种农业系统自称垄断了所有的优点，并以排除其他选项为发展目标的话，我完全不能支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和平共处呢？相比被桎梏在可能有更高风险的旧技术下而不能采用新技术，这明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们如果因为一点点盲目的偏见而不利用各种革新机会的话，会有巨大的风险。这里让我给大家两个很悲伤的例子，都与绿和有关。
去年绿和在澳大利亚摧毁了一种转基因小麦作物，以各种传统的理由，而我因为从前也参与过类似行动，所以对这些理由非常地清楚。这是一项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进行的研究，虽然是政府部门的研究，但绿和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和以及他们的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有着高30%的惊人产量的小麦。想想看。要是绿和把这一新发现也给摧毁了的话，它将永远不为人所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 Kendall）最近指出，这就类似于在有人读过图书馆的藏书之前就把它们烧光的行为一般。
第二个例子来自中国，绿和通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成功地在全国媒体上引起了一阵恐慌。而正如今天上午的第二个演讲中所提到的，事实是黄金大米不仅更健康，而且每年可能拯救成千上万的儿童，让他们免受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失明和死亡。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三位在绿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点名的中国科学家被公开声讨，并丢掉了饭碗，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他们还会有严重的人身危险。由于在世界范围受到的过于严格的管理，黄金大米已经被搁置了二十多年，而且在诸如绿和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那些维生素缺乏的穷人的餐桌上。
这在我看来是既不道德又不人道的，因为遥远的某地，一小撮完全不会有维生素A缺乏的富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美感，就剥夺那些穷人及他们的孩子获得可以造福他们的产品的权利。绿和自己也是一个有资产1亿美元的跨国集团，所以也应该像那些大公司一样需要负道德责任。
即使黄金大米完全由政府出资研究，并且目的完全是公益性质，反转人士依然不肯领情。类似的还有洛桑研究所，所长莫里斯·莫洛尼（Maurice Moloney）明天会在会上演讲。去年洛桑研究所开始试验一种抗蚜虫的转基因小麦，这样就完全不需要用杀虫剂来治理蚜虫虫害了。
因为它是转基因的，所以反转人士就想毁掉这项研究。他们没毁成的原因是约翰·皮克特（John Pickett，英国化学家，主攻虫害控制）教授及他的研究团队勇敢站出来，在YouTube和媒体上发表重要的声明说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很关键，为什么不应该废弃这项研究。研究团队发起的请愿书最后获得到了好几千人签名支持，而反转人士则只有几百个，于是毁掉这项研究的计划雷声大雨点小，只得草草收场。
然而有一个入侵者——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反转抗议人士——倒是成功翻过了围栏。那个反转人士是个自以为是的老贵族，跟他过去的种种劣迹相比，我们牛津本地的布兰德福德侯爵简直就是个模范公民。（译注：观众大笑）
这个高贵的抗议者在试验田里到处撒有机小麦的种籽，仿佛是在作出“天然”的声明。皮克特教授的团队告诉我说他们的解决方案倒是基本没有技术含量——他们用一台手提吸尘器就搞定了。（译注：观众笑）
今年，洛桑研究所除了要重复小麦的试验之外，还要研究一项含有ω-3油脂的油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养殖鲑鱼的饲料中用油菜籽来取代野生鱼类。由于这项研究可以让我们使用陆地上种植的作物作为水产养殖业的饲料，它就会有助于减少过度捕捞的问题。是的，这也是转基因，所以即使它对水生动物多样性会有明显的帮助，反转人士也会反对这个。
我并不了解你们，不过我已经受够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的结论非常明确：转基因的争论早就结束了，完了。我们已经不需要讨论它是不是安全了——在二十多年间，人们已经吃过超过3万亿顿含转基因食品的伙食，至今为止没有发现一起实质性的伤害事件。比起吃转基因食品而受害，你走在路上被陨石砸到的概率还高点。进一步说，正如我先前所说，现在已经有人因为吃有机食品而死亡，但还没有一个人因吃转基因食品而死。
?就像我在10年前做的那样，绿和、土壤协会以及所有其他非政府组织，比如今早说过“我们这样做了15年”的地球之友等，声称他们受到科学共识的指导，就像他们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一样。而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以及全世界的卫生研究所、医疗单位和国家科研院校等等都支持这一共识。可是这一“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里借用一下这个说法——就因为同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识形态或者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冲突，就被他们给无视了。
我这里最后举一个例子，这也是大家今早听到过的，转基因抗晚疫病土豆的悲剧故事。这一研究是由塞恩思伯里实验室和农业与食品发展部——爱尔兰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共同进行的。但爱尔兰绿党（他们的领袖经常参加这个会议）是如此的反对这项研究，以至于他们直接告上法庭要求禁止它。
这一行为完全无视了以下的事实：抗晚疫病土豆能让农民每季少喷洒15次霉菌消毒剂；因为土豆是营养繁殖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花粉扩散的问题；转入的基因来自土豆的野生近亲，都不是从什么鱼之类的生物上来的。
在我看来，考虑到19世纪的土豆饥荒导致了一百多万人死亡，如果爱尔兰开发出了抗晚疫病土豆的话，那会是相当有历史意义的。如果爱尔兰成为战胜晚疫病的国家，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由于绿党的努力，这多半不会实现了。
非常不幸的是，反转人士们争取到了政府官僚的支持。威尔士和苏格兰官方已经宣布成为非转基因地区，本该由科学指导的当地政府，已经退化到让中世纪迷信左右重要决策的地步，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在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情况一样糟糕。印度拒绝了Bt茄子，即使这种茄子可以减少田间农药的使用，和产品上的农药残留。印度政府越来越遵循那些往后看的理念，如同纨妲娜·希瓦一般，她把工业革命前的田园农业想象得十分美好，尽管事实上那是一段频繁发生饥荒和社会动荡的时期。
在非洲，“拒绝转基因”仍然是很多政府的座右铭。例如肯尼亚因为所谓的“健康风险”完全禁止了转基因食物，尽管那些转基因食物能减轻国内肆虐的营养不良问题——顺便一提，营养不良可是一项无需更多证据，已被证实的健康风险。在肯尼亚，我第一次听说时都不敢相信的是，如果你开发出一种转基因作物，它的营养价值或产量更高，或者有任何有助于穷困农民的作物性状的话，你得蹲十年监狱。
于是那些我们迫切需要的农业革新，被那些透不过气的层层行政监管给扼杀了，而那些监管没有任何理性而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事实上，现在的风险不是说有人会被转基因食品伤害，而是好几百万人会因为没有东西吃而受害，而这仅仅是因为身处富裕国家，一小撮声音特别大的人想要吃那些他们自己认为“天然”的食物而已。
我希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件很棒的事情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最近捐献了1000万美元给约翰·因纳斯中心以启动将固氮机能整合到主要粮食作物中的研究，从玉米开始。对，绿色和平，这将是转基因研究，该是你们跨过这道坎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想减少全球范围内的氮污染的话，让主要粮食作物自己固氮显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而转基因多半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
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政治不正确，但我们需要一次高强度、全球范围的辟谣以及减少监管的行动。我知道的植物学家们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都绝望地把头埋进怀里，因为政府部门以及如此多的人们的危机感错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们打算禁止一项关键而又重要的技术。
诺曼·布劳格现在虽然已经逝世——如我之前所说他逝世于2009年，也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拒绝屈服于那些政治正确而事实错误的正统观点的话，是在向他的过去和他的看法致敬。现在对我们而言可谓风险巨大。要是我们继续这么错下去，会有几十亿人的生活前景受到损害。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强烈请求大家试着质疑一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信念，看看它们是否能经受住理性的考验。正如公众运动组织“理智科学”所建议的那样，凡事都要寻求证据，并且要确保你接触到的（证据）不仅仅是那些非政府公众运动组织所编写的，自卖自夸的报告而已。
不过最重要的是，农民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采用的技术。如果你觉得传统方法最好，想用镰刀来收割作物，可以，你有这个权利，我也不会反对你。
但你并没有阻挡其他人希望并渴求用别的方法来做得更好的权利。他们包括，那些了解气候变暖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的人们；那些理解单产是最重要的环保指标的人们；以及那些知道技术的发展永不停止，哪怕冰箱、或是平淡无奇的土豆，也曾经新奇而可怕过的人们。
所以我在这里要对反转人士，不管你是英国的贵族或名厨，还是美国的美食家，抑或是印度的农民团体，说这样几句：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观点。但是你们也得知道现在科学已经不支持这些观点了。我们即将进入危机的关键时刻，为了人民和我们这颗星球，请你们现在别挡道，让我们其他人来解决如何可持续地供养全世界人口的问题吧。
非常感谢大家。
（以下为问答环节，人名和组织名的听译略有难度，所以一概略去）
主持人：马克，非常感谢你做的演讲，我先前说了，弗兰克·帕金森演讲是为了挑战大家的思维。我想，大家一定都同意马克的演讲完全符合这一理念。我肯定大家会想问一些问题。提问的方法很简单，你试着招呼的工作人员，拿到号码牌，然后我会叫到你。请尽量提问而不要作政治声明，我们会试着在接下来的25分钟里让尽量多的人提问。谢谢。
问：首先我也要为了我从1999或2000年，于东约克郡那次开始的参与散布反转传单的行为而致歉，当然几年前开始我也不这么干了。我的问题是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这两件事都会影响我们将来可持续地供养人们的目标。之前我听到过这么一个论点说，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途径之一，因为家庭就不需要很多孩子来养老。在你看来，（经济发展来解决人口增长和产量增长以适应人口增长）哪个更好些？
答：谢谢你的问题。经济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必须的，也正是经济发展才让许多国家出现了现在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即便是在孟加拉国这样GDP相对较低的国家，出生率也已经低到了2.5或2.6，已经很接近全世界人口自然更替所需要的出生率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破除那些错误的想法，认为穷人会生很多小孩，或者如你所说的，穷国的家庭需要很多小孩来养老。而事实上，现在我们经历到GDP的增长，城市化的进行，而人们也有了很多生活上的选择，可以进城或者去高收入国家（工作），孩子们——尤其对女性而言——也不是只能务农，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都会降低出生率。但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因为现在穷困国家的医疗水平有了大幅提高，更多的孩子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人口的增长，到2050年我们就会有95亿到100亿人口。而我们也需要提供很好的伙食，因为届时人们会变得更加富裕。
问：我认为你能越过自己的过去这一巨大障碍，站出来为转基因发言是非常勇敢的。我也很高兴你今天提到了很多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你说了我们未来的挑战是需要供养95亿人口，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用粮食供养人口，和开发用动物饲料制作的生物燃料之间取得平衡呢？
答：非常好的问题，多谢你的提问。在我看来，生物燃料基本上可以被视作环境和人权上的灾难，这包括那些把可以被用来喂养动物，最终供养人类的饲料拿来做成汽车的燃料的行为，例如印尼用棕榈油制作的生物柴油，和耗费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玉米作物的生物酒精燃料等等。这些行为因为总体上减少了供给，必然会抬高食品价格，也就是说穷困国家的人可能要花费更多的钱用来购买食物。所以说生物燃料使用量的上升可能直接推动了营养不良的蔓延。另一方面，生物燃料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毫无贡献，它反而会导致更多自然土地——例如热带雨林——被用作农业。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项被严重误导了的政策。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生物燃料都不行，如果说使用生物废料来制作的话是可行的。但用粮食来制作燃料我觉得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问：我听到你说我们现在等待转基因作物在欧盟的商业化审批等了20年，尽管有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建议，但（欧盟）似乎毫不领会。我们要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或者我们应该几年前某些成员国提出的曲线救国方案，即先争取欧盟部分成员国的同意？
答：我从欧盟官方得知，成员国可以选择“删减”——是不是这么说？——欧盟的法案，这样的话这些转基因作物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先行被批准。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觉得这些作物需要欧盟的批准，大概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坚持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话，那所有的商品都应该能自由地在各成员国之间流通，而不会因为转基因或别的什么而出现国家间的贸易障碍。这么看来，转基因作物确实需要争取欧盟的支持。但我同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苏格兰坚持要保持“无转基因”的地位，这简直滑稽可笑至极。
我觉得要是更多的部长或政府领导能去布鲁塞尔说明这个问题，或者能有勇气公开声明，正如今早大家听到的那样，而不被什么公众反弹或是那些非政府组织的攻击束手束脚的话，我觉得我们能开始减少过度的监管。因为事实很明显，因为这些过度的监管，用可能更加安全的手段培育的作物却必须等上15到20年才能商业化，而这些监管措施并未施加在有着同样基因组的其他手段培育的作物上，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理性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法律是会被修改的，而我们都应该出力促使这一进程的发生。
问：首先，非常感谢你发生了“大马士革转变”。我作为一个十几年前就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一直受到反转人士的压迫、骚扰和侮辱，很多我的同道甚至因此放弃了转基因的种植，所以今天听到你能这么说我非常感激。在反转人士去洛桑研究所破坏的时候，我去那里帮助保护那些转基因作物。大家可能会有兴趣想知道的是，非法入侵并试图摧毁作物的一百五十人里面，我敢说，有大约一半是外国人，而且当他们唱歌的时候，用的是法语。（译注：观众笑）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另一方面，阿尔·戈尔在十年前制作了《难以忽视的真相》这一宣传片，里面说到二氧化碳浓度在不断上升，也配了一幅图表显示曲棍球棍一般的上升曲线，而且气候会因为上升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得越来越来越热。可是两年前的冬天，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甜菜，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它们在土里被冻成了冰块。同时，去年（2012年）我又碰上了1987年以来最湿冷的夏天。因为二氧化碳一直都很高，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造成这些异常气候的原因，但这些异常气候确实发生了，那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主持人：或许我们可以避而不谈关于法国人的话题，着重谈谈气候吧。（译注：众人大笑）
答：我想我们俩大概都不喜欢法国人，即使你不同意气候变化的说法，最起码咱俩在这一点上可以保持一致。（译注：众人大笑）如果你看这个问题的本质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我肯定你不会反对二氧化碳和甲烷是温室气体的说法，而如果大气层中没有任何温室气体以及水蒸气的话，整个星球的温度估计会降到摄氏零下80度，并冻成冰块。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大气中温室气体比例越高，整个星球就越热。但从卫星观测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地球并不处于热量的平衡状态，不是哪里都是平均气温。所以这不等于说我们就碰不上由于天气导致的短期温度变化，包括偶发的非常寒冷的冬天。事实上，有观察表明，海冰的消融所对应的飞机尾气的凝结方式的变化，可能跟去年夏天以及两年前冬天的异常有关。
总而言之，你不能在一个领域接受科学，而在另一领域拒绝它。当然接受科学共识不等于说要禁止不同的声音，我一直在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包括很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同的声音。但如果你决定要用科学共识来指导你的生活的话，那你对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的态度应该跟你对转基因的共识一样，这是我所要说的。
问：作为一个同孟山都一起工作，而不是为孟山都工作的，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我很高兴科学能在转基因的争论中指引你，我也很高兴听到你说到有更多的资金将用于帮助科研，因为在英国科学，尤其是农业科学的投入已经损失了很多，所以我将期待着这些新的资助。绿色和平以及类似地球之友那样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不再把你当朋友，但他们还在那里，而且势力庞大。你要如何回去说服他们说你的转变是正确了，并让他们跟着你转变过来呢？
答：真是好问题。我不得不说，虽然现在可能不是了，但直到今天上午为止，绿色和平还算是我的朋友（译注：众人笑），地球之友也一样，我也尊重他们所做的很多工作。这不是说环保组织就不能有任何的问题，但他们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必须同他们做的那些坏事摆在一起衡量。我是打算让他们撤下来，他们在转基因以及一些个别问题上，现在退守到了一个反科学的角落。我觉得这跟气候变化的问题差不多。
我在过去几年做的另一件充满争议的事情是，在能源问题上我持支持核电的立场。而最近我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是，核电工业和风电工业决定联手，也就是两项碳排放很低的行业打算共同发展，而地球之友和绿和对这还相对比较支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改变的，即使只是一点点，至少从外面看来，他们的立场也还是能变的，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永远都是坏蛋。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建设性的对话鼓励他们做出改变，比如说：“看，我们已经走在前面，你们有点拉下太多了，不过没关系，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很容易赶上的。要知道你们又不是梵蒂冈，又不是教皇，不需要盯着一本书念上两千年。（译注：听众大笑）都十五年了，该改变一下了。”
问：食品供应商、超市以及食品生产商都很乐意把“天然”当成卖点，把“天然”标在外包装上。我们何时可以看到他们把“科学”当成一个褒义词，并有勇气把它摆在食品外包装上？同时，他们对改变食品中“科学”相对于“天然”的公众形象而言，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
答：又一个好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从前辐射杀菌技术的经验，辐射杀菌把食品中的细菌杀灭，可能拯救了几十万的人命，但由于自然主义谬论的影响，人们觉得这让超市的货架都变得有放射性，当然，辟谣相对要容易得多。但这种谣言流传很快，一个原因是人们对食品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这当然是件好事），所以如果那些有很强意识形态目的的人要传谣的话，效果会特别明显。而科学则因此比较难以在这一方面占优势。
当然，另一方面，消费者几乎不能从第一代的转基因作物直接获得好处，它们的环保优势也不太明显。在我看来，抗草柑膦的作物并不是一项环保革新。但现在新开发的作物不是这样，如果英国的农场能种植含ω-3油脂的转基因油菜，而大家能用它来可持续地养殖鲑鱼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海里捞那些鱼了。这一环保价值是可以公开宣传以争取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支持的。我相信，转基因和其他科技如果是由政府部门研发，而且提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比起只有大公司获利的技术要言，让公众接受要容易得多。整个转基因争论的核心，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发现反对转基因被等同于了反对大公司。我觉得我们应该打破这一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支持政府资助的转基因和作物研究的原因。
问：马克，我只是想知道，你在转基因作物的知识产权，及开发公司对它的所有权的问题上怎么看？你认为种子公司在保证那些最需要的人们能买得到并买得起他们所开发的转基因种子这件事上，应担当什么角色？
答：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本质上来讲，强调知识产权并没有什么错，我们应该同意这一点。尤其我个人也是一名作家，我也不希望你盗版我的书，（译注：众人笑）因为我也希望赚取书的版税。其他人为了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不管是技术、发明或其他什么东西，而获取版权或专利费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能获得知识产权并从中获利的话，对于你的创新会有一种促进作用，这样你可以把创新视作一种智力投资。要是把知识产权完全拿掉，那么对于创新和科技进步则会有阻碍。
另一方面，关于政府支持的研究，有相应法律规定，研究成果并不需要有限制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洛桑实验室已经明确声明他们测试的转基因小麦将不收取任何专利费用，农民将可以完全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我觉得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比如很多在非洲研发的营养强化作物或抗药性作物上，那些研究很多都是政府资助，因为那里的人民并没有太多钱，所以那些作物没有太大商业价值。当然对应的，种子的价格虽然不是免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价格会有相当的优惠。而且我认为农民应该有留种的权利，如果留种对农民更有利的话，当然很明显的，杂交作物——如杂交玉米——不能留种，因为种出来的子代性状不一样，这方面我们也有着很大的误解。我认为我们应当支持由纳税人出钱的研究，而问题是有时这些研究根本做不了，例如在肯尼亚，你要是把转基因作物种进田里，会要蹲10年监狱。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当前环境下洛桑实验室的转基因小麦会在5年内种上英国的土地，我们当然希望改变这一点，但如果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这么做的话，那做这些研究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
问：（译注：这位提问者来自皇家保护鸟类学会。）在今天的会议中，非政府组织被好几个发言人骂得不行，我以为会有非政府组织的人出来辩解呢。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任务是揭露那些“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小小谎言，包括你今天讲到的。当然，我要声明一下，皇家保护鸟类学会确实支持洛桑实验室的转基因试验，所以我刚才稍稍舒服了一点。（译注：主持人笑）但今天争论的大部分落在要增加粮食的单产上，但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是，我们大约有10亿人口处于肥胖状态，同时又有10亿儿童每天都在挨饿，尽管我们现在的粮食总量已经足够供养全世界的人口。所以我想知道你对于诸如食品的过度摄入，以及更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取食物的途径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对，你说得没错。发展中国家确实有食品安全上的问题。你要是看看主要作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量，跟中国、印度或者美国产量，就会发现两者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在非洲，即使考虑到过度开垦的土地，他们所获得的产量也不到应得产量的十分之一。如果你能够改善那些小户农家的生产力的话，无疑会改善他们的食品安全，还会减少贫困并带来其他好处。要是你能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粮食单产翻倍，那他们都可以出口粮食了。而考虑到他们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现状，粮食单产对他们的食品安全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个大洲的人吃得太多，而那个大洲的人吃得太少，我们没法简单地把多余的卡路里运过大西洋来解决问题。那些食品得经由市场途径来分配，所以也会受很多经济因素的影响。唯一能长期保证食品安全的办法是提高这些国家的GDP并加速他们的经济增长，而他们也正在这么做。事实上，营养不良率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里有大幅的下降。而多亏这些技术革新，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也逐渐增加。我要再一次强调，转基因只是我们手上全套工具之一，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不理性的理由而拒绝它，但它也不是什么万灵丹。
主持人：说到营养不良，我们的会议下面要进入午餐环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感谢马克的精彩演讲。
马克·莱纳斯于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的演讲
马克·莱纳斯
译者：UnknownC4
首先我要向这里的听众们道歉。此时此地我郑重声明，本人为之前数年摧毁转基因作物的行为致歉。同时本人也为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协助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从而参与妖魔化一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的行为感到抱歉。对一个环保主义者，以及对一个有着这样的信念——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健康而富有营养的饮食——的人而言，我过去所选择的道路实在是不能再糟糕了。为此我现在非常后悔。
那么我想你们可能会感到疑惑——在1995年至今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不但转变了我的想法，还让我来这里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呢？答案很简单：我发现了（这其中的）科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希望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让我们先回到1995年，当我第一次听说孟山度的转基因大豆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知道当时自己立马在想些什么。一个有着不良记录的美国大公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玩艺放进我们的食品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最不自然的一件事——人类的科技力量过于强大了；肯定会有惊人的大问题。这些基因会像某种活生生的污染物一样散布开来。噩梦充斥了我这些想法。
这些恐惧有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几年之内欧洲就基本禁止了转基因，而我们的担忧也随着“绿色和平”和“地球之友”这些非政府组织传播到了非洲、印度以及亚洲的其它地方，那些地方至今仍然禁止转基因。这是我参加的公众运动中效果最为显著的一次，比我参与的反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公众运动效果要好得多。
而这同时也是一次赤裸裸的反科学运动。我们使用了很多虚构的描述，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一边鼓捣生命的最基本单元，一边发出恶魔一般的笑声。也因此有了“弗兰肯斯坦食品”的标签，当然也瞬间被用在了《每日邮报》上——这绝对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科学技术被秘密地用在非自然地方的恐惧所致。而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并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为了反对它所做的一系列行动。
对于我而言，这一反科学的环保主义同我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中所倡导的科学环保主义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我在2004年出了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而且我下定决心，要让这本书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而不仅仅是收集一些坊间消息，不仅仅是一个旅行者环游世界搜集一些气候变暖的影响而已。
于是我不得不用海冰的卫星数据来佐证我阿拉斯加之行的内容，也必须用长期的全球山脉冰川质量记录来佐证我在安第斯山脉拍摄到的冰川消融的照片。这也就意味着我不得不学会如何阅读科研文献、懂得基本的统计学以及了解很多不同学术领域的情况，从海洋学到古气候学等等，而我在政治学和现代史学上获得的学位对这些并没太大的帮助。（译注：观众大笑）
我发现经常同我辩论的都是些根深蒂固的反科学人士，因为他们从不听取气候学家的意见，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现实。于是我就教育他们同行评议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只有发表在那些最杰出学术期刊上的内容才有价值。
我的第二本关于气候的书，《六度》，其中科学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它甚至获得了皇家学会科学著作奖，而跟我很熟的气候科学家都打趣说我在这个领域懂得比他们都多。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2008年的这个时候，即使我对于转基因技术没做过任何学术上的调查，而且个人的认识也非常有限，我仍然在《卫报》上撰写长文反对它。即便晚如当时，我也没有读过一篇关于生物科技或者植物科学的，同行评议过的论文。在此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很羞愧。
显然我没法为这一矛盾辩护。而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在《卫报》上最后那篇反转基因长文下面的评论。有一个批评者这么对我说：“既然你因为大公司推行转基因而反对这项技术，那么大的汽车公司所推行的轮子，你是不是也反对呢？”我想，这类比挺有趣。（译注：观众笑）
于是我就开始阅读文献了。而我发现自己珍视的那些关于转基因的信念，一个一个地，变成了绿色的小道消息。
我原以为它会增加化学药品的使用。事实是抗虫棉和抗虫玉米需要的杀虫剂更少。
我原以为转基因只对大公司有利。事实是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通过减少人力投入，从中获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益。
我原以为（转基因公司使用的）“终结技术”剥夺了农民自己留种的权利。事实是杂交品种早已不能自己留种，而且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终结技术”。
我原以为没人想要转基因。事实是农民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如此之强烈，以至于Bt抗虫棉技术被盗版后传入印度，抗农达大豆被盗版后传入了巴西。
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是它比常规育种技术更精确也更安全，拿诱变育种为例：转基因只移动了几个基因，而常规手段则是在不断的尝试和修正中，对整个基因组大动干戈。
但是，那混合不相干物种的基因又怎么讲？鱼和西红柿？事实是病毒一直在这么做，在植物、昆虫甚至我们之间也一样经常发生——这叫基因流动（gene flow）。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于是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种族》中我上来就抛弃了一切环保主义者的正统观念，而试图从整个星球的范围来看待（环境保护）问题。
而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到2050年，我们将要利用跟现在差不多面积的土地、有限的肥料、水和杀虫剂，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气候环境下，养活95亿可能不再那么贫困的人口。
我们展开说说。我知道去年这个会上有一场演讲时关于人口增长的。而这一领域也被各种迷思所影响。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一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穷人生得太多，所以我们要么需要计划生育，要么需要更激进的手段，比如大规模一胎化政策。
现实是现在全球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大约2.5，如果你考虑到保持人口自然更迭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2的话，这两个数字差得并不是太多。那这些大量的人口增长从何而来？这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现在更多的孩子们，不会在很小的时候因为那些可预防的疾病死亡，而能够长大成人并且生下他们自己的小孩。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我们这个年代带来的最好的消息之一，而这一大好消息的中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并不是说有大量小孩在不断出生——事实上，按照汉斯·罗斯林的说法，我们已经在“儿童高峰期”了。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大约有20亿的儿童，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儿童的绝对数量将不再会超过这个数字。
但是，今天的这20亿儿童中，将有多得多的人能够长大成人，并生下自己的小孩。他们将是2050年的那些孩子的父母。这也是2050年我们预计会有95亿人口的源头。你并不需要失去自己的小孩（上帝原谅我这么比方），甚至都不需要成为父母，就该知道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绝对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些人需要多少食物呢？根据去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上最近的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们可能会面临超过100%的全球粮食需求增长。这基本赶上了GDP的增长，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为了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还因为我们正不断地消灭贫困以及大范围的营养不良——今天仍然有接近8亿人每天都吃不饱饭，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食物。而我敢打赌，没有一个富裕国家的人会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一件坏事。
然而，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很严重的环境问题将有待我们解决。森林砍伐（用作农业或城市建设）是温室气体的一大来源，也可能是生态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集约农业是必要的，而“可持续的集约农业”现在成为了热门词汇——我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更多作物，以保护雨林和仅存的自然栖息地不被我们用作农田。
我们还需要应对有限的水资源——逐渐耗尽的地下水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严重问题，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给各个大洲农业地区带来的越来越强的旱灾。如果我们更多地从河流取水的话，也会加速那些脆弱栖息地的生态多样性丧失。
我们也需要更有效的管理氮肥的使用：化肥对供养人类非常重要，没人会反对这个说法，但低效率地使用化肥，意味着我们会看到世界各地大量出现死水区。墨西哥湾已经有2.2万平方公里的死水区，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其他沿海地区。这还会导致淡水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
只在一边看着，期盼技术革新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行的。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并且要有正确的战略。我们要确保技术革新能够更快地到来，并且技术发展的方向正是人们最需要的。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这么做过一次了。当保罗·埃利希在1968年出版《人口炸弹》一书的时候这么写道：“为了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不管我们执行什么应急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几亿人仍然将会死于饥荒。”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你们大概都听到过。他的建议，或者当时其他马尔萨斯主义学者的建议，相当明确——对于像印度这样极度穷困的国家，人们早晚都会挨饿，那么宁可取消对他们的食品援助以减少人口增长。
当时大家并不能提前就知道埃利希错了。事实上，如果大家都照他所说的去做了，可能会有好几百万人无谓地死去。然而，由于诺曼·布劳格和他带来的绿色革命，营养不良被大幅的遏制，印度的粮食变得能够自给。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布劳格当时同埃利希一样担心人口的增长。只不过，他认为我们还是值得试着为此做点什么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他的信念是，做那些有可能做到的事；但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相信无论何地，人们都理应，也有权利获得足够的食物。
那么诺曼·布劳格做了些什么？他转向了科学和技术。人类是一个会使用工具的种族——从衣物到犁具，技术是区别我们和其他猿类的主要因素。而大量的工作花在了那些人工栽培作物的基因组上——比如说，如果小麦能长得更矮，把更多营养放在种子而不是秸秆的发育上，那么产量就会上升，同时也可减小因倒伏导致的损失。
布劳格在2009年逝世之前，他花了很多年时间投身社会运动，反对那些跟我一样为了政治或意识形态而反对现代农业革新的人们。这里引用一句他说的话：“如果那些反对者们真的阻止了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他们或许真的会带来那些他们自己40年来一直预测的饥荒以及生态多样性危机。”大家可以想想这话说得有多正确。
由于那些源自富裕国家的所谓环保活动，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危险地接近这一状态了。生物技术虽然没有被完全停止，但它被变得极其昂贵，以至于只有那些巨头公司才负担得起。
如今要让一种新作物通过各个国家的层层审批，需要几千万美元，事实上我两天前从植保协会得到的最新数据说，从发现一项新的作物性状到将它完全商业化之间，需要花费1.39亿美元，在这种状况下，开源或政府扶持的生物技术研发手段真的没有什么机会。
无奈而又讽刺的是，那些反对生物技术公司的社会活动者们抱怨说，转基因作物只有大公司愿意推广，而他们自己却正是造成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
目前在欧盟这个审批系统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多转基因作物已经等待审批等了二十年或更久，而在那些反生物科技的国家，例如奥地利、德国或者法国，则是迫于扭曲了的国内政治环境，被永久搁置了下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审批上的延迟则从2002年的3.7年延长到了如今的超过5.5年。政策上，（转基因技术的）负担一直在逐渐地变重。
要记住，法国很久以前就以土豆是美国进口的为由拒绝接受它们。正如近日一位网友评论说，欧洲就快变成食品的博物馆，而我们在座的诸位很多都会变成博物馆管理员了。我们这些吃饱了饭的消费者们，被那些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的怀旧情调所蒙蔽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吃，所以我们有能力肆意挥霍来满足那些给我们带来美感的幻觉。
可是，与此同时，正如上个月乔纳森·福利等人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增长都停滞了下来。如果我们不能重新使作物的单产增长的话，将很难（使食品产量）跟上人口发展以及相对应的需求增加的步伐，那么粮食价格会上涨，而且人们将会向大自然获取更多土地用于农业需求。
这里我又要引用诺曼·布劳格的话：“现在我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可持续地供养100亿人口的技术——这些技术要么已经可以投入实用，要么已经研究到相当成熟的地步。那么，现在更迫切的问题就是：农夫和牧场主们能被允许使用这样的新技术么？富裕的国家当然有能力采用那些风险奇低无比的手段，花更多的钱购买用所谓‘有机’方法生产的食物，但那些身处食品短缺的低收入国家，长期营养不良的10亿人口则没有这个选项。”
正如布劳格所说，有机食品对人和环境更为有利这一说法可能是最为阴险的谣言。（有机食品）更健康的说法一再被科学研究论文所推翻。我们也能从许多研究中了解到有机农业的产量要低得多，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最低会（比常规农业）低40%到50%。土壤协会最近发布一篇报告，极力推荐使用有机农业供养全世界的人口，但他们只字未提这一产量上的差距。
他们同时也完全没有提到，如果考虑到为了弥补这一产量差距，所导致的土地搬迁的效果的话，有机农业可能对生物多样性而言要更为糟糕。相反地，他们讨论的则是一个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西方人总体而言摄入的肉类更少、热量更低，于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能多吃到点。这真是天真的扯淡。
如果你仔细想的话，有机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个排斥主义的运动。它从根本上排斥许多现代技术。就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米什人（Amish），他们用马和马车把他们的科技定格在了1850年，有机运动事实上毫无缘由地，把它的科技定格在了1950年左右。
然而有机运动对科技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从近期的土壤协会杂志上读到说用火焰喷射器烧野草、用电流电野草是可以的，但是相对温和的除草剂，例如草柑膦，则完全不行，因为他们是“人工化合物”。
事实上，完全没有理由认为，避免使用这些人工化合物会对环境更为有利——实际上恰恰相反。最近由洛克菲勒大学的杰西·奥索贝尔（Jesse Ausubel）及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了解如果印度的农民只使用1961年前的农业技术的话，要获得现在的产量，需要多使用多少土地。答案是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在中国，种植玉米的农民们利用现代科技所提供的高产量，省下了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两个法国。全球范围内，从1961年到2010年，农业用地只增长了12%，而人均分配到的食品热量则从2200千卡上升到了2800千卡。多亏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0%，尽管人口增加了30亿，每个人仍然获得了更多的食物。
那么，全球范围来看，这些主要由化学肥料导致的单产大幅增长，让我们剩下了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南美洲的大小。如果没有这些单产的增长，我们现在早就看不到亚马逊雨林，同时也不会看到印度的老虎和印尼的猩猩了。我不知道为何什么那些反对农业技术的人还好意思自称环保人士，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那这么多反对者从何而来呢？我们之间仿佛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就是现代技术等同于更高的风险，而且往往是以一种先知般的语气。实际上，我们有许多非常自然、非常有机的办法来获得疾病和早夭，正如2011年德国有机豆芽中毒事件所揭露的一样。在这起公共卫生灾难中，埃及进口的有机豆芽种子——事实上是种子内部——受到了可能是来自动物有机肥料的大肠杆菌的污染，灾难导致的死伤人数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一样多。
总共有53人死亡，3500人严重肾衰竭。为什么这些消费者选择了有机食品？因为他们认为有机食品更安全更健康，而他们对于重重监管下的化肥和杀虫剂所带来的那些的微不足道的风险要害怕的多。
如果你不带偏见的话，就会发现许多关于有机食品和反对生物技术的论点仅仅是基于自然主义谬论——即“天然就是好，人工（如果你能定义“人工”这个词的话）就是糟”的信念。之所以说这是个谬论，是因为有数不胜数的纯天然毒物以及纯天然致死方法，你只要去问问那些大肠杆菌受害者的家属就知道了。
对于有机农业而言，这自然主义谬论被上升到了整个运动的中心指导原则的高度。这毫无理性可言，而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理应做得更好才是。
在你们等会提问之前，我需要说明这不是说有机农业一无是处——我的父母就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而他们也认可我这篇演讲（译注：观众大笑）——不过我确实需要声明的是，（有机农业）确实帮助开发了很多优秀的技术，比如间作和混作等。农业生态学的一些原则，例如养分的回收再利用，以及促进农场作物种类多样化等等，应该，也将会在其他地方的农业生产中更受到重视。
然而，有机农业目前正走在一条逐渐拒绝革新的道路上。我们拿转基因作为最明显的例子，许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使得我们能够不再使用破坏环境的化学药品，因为基因被改造过的作物本身就能够抵抗害虫。所以问题是：凭什么这就不算是有机农业呢？
有机农业同时还正被用作剥夺他人选择权的一条借口。现在最常见的反转基因理由之一，就是说有机农业会被转基因作物的花粉给“污染”——注意他们的用词，所以没有人应被许可使用转基因。所以，很明显地，对一小部分生活富足人士而言，他们基于审美的消费选择权利，可以盖过所有其他人使用对环境有益的改良作物的权利。
只是为了澄清，我完全支持多样性，但如果这意味着一种农业系统自称垄断了所有的优点，并以排除其他选项为发展目标的话，我完全不能支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和平共处呢？相比被桎梏在可能有更高风险的旧技术下而不能采用新技术，这明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们如果因为一点点盲目的偏见而不利用各种革新机会的话，会有巨大的风险。这里让我给大家两个很悲伤的例子，都与绿和有关。
去年绿和在澳大利亚摧毁了一种转基因小麦作物，以各种传统的理由，而我因为从前也参与过类似行动，所以对这些理由非常地清楚。这是一项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进行的研究，虽然是政府部门的研究，但绿和不管这些。他们就觉得因为这是转基因，不天然，所以要反对。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同一个场所，很幸运地没有被绿和以及他们的割草机摧毁的另一片试验田里，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有着高30%的惊人产量的小麦。想想看。要是绿和把这一新发现也给摧毁了的话，它将永远不为人所知。正如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彼得·坎道尔（Peter Kendall）最近指出，这就类似于在有人读过图书馆的藏书之前就把它们烧光的行为一般。
第二个例子来自中国，绿和通过声称有24名儿童被用作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小白鼠，成功地在全国媒体上引起了一阵恐慌。而正如今天上午的第二个演讲中所提到的，事实是黄金大米不仅更健康，而且每年可能拯救成千上万的儿童，让他们免受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失明和死亡。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三位在绿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点名的中国科学家被公开声讨，并丢掉了饭碗，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他们还会有严重的人身危险。由于在世界范围受到的过于严格的管理，黄金大米已经被搁置了二十多年，而且在诸如绿和这样的组织影响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那些维生素缺乏的穷人的餐桌上。
这在我看来是既不道德又不人道的，因为遥远的某地，一小撮完全不会有维生素A缺乏的富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美感，就剥夺那些穷人及他们的孩子获得可以造福他们的产品的权利。绿和自己也是一个有资产1亿美元的跨国集团，所以也应该像那些大公司一样需要负道德责任。
即使黄金大米完全由政府出资研究，并且目的完全是公益性质，反转人士依然不肯领情。类似的还有洛桑研究所，所长莫里斯·莫洛尼（Maurice Moloney）明天会在会上演讲。去年洛桑研究所开始试验一种抗蚜虫的转基因小麦，这样就完全不需要用杀虫剂来治理蚜虫虫害了。
因为它是转基因的，所以反转人士就想毁掉这项研究。他们没毁成的原因是约翰·皮克特（John Pickett，英国化学家，主攻虫害控制）教授及他的研究团队勇敢站出来，在YouTube和媒体上发表重要的声明说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很关键，为什么不应该废弃这项研究。研究团队发起的请愿书最后获得到了好几千人签名支持，而反转人士则只有几百个，于是毁掉这项研究的计划雷声大雨点小，只得草草收场。
然而有一个入侵者——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反转抗议人士——倒是成功翻过了围栏。那个反转人士是个自以为是的老贵族，跟他过去的种种劣迹相比，我们牛津本地的布兰德福德侯爵简直就是个模范公民。（译注：观众大笑）
这个高贵的抗议者在试验田里到处撒有机小麦的种籽，仿佛是在作出“天然”的声明。皮克特教授的团队告诉我说他们的解决方案倒是基本没有技术含量——他们用一台手提吸尘器就搞定了。（译注：观众笑）
今年，洛桑研究所除了要重复小麦的试验之外，还要研究一项含有ω-3油脂的油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养殖鲑鱼的饲料中用油菜籽来取代野生鱼类。由于这项研究可以让我们使用陆地上种植的作物作为水产养殖业的饲料，它就会有助于减少过度捕捞的问题。是的，这也是转基因，所以即使它对水生动物多样性会有明显的帮助，反转人士也会反对这个。
我并不了解你们，不过我已经受够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的结论非常明确：转基因的争论早就结束了，完了。我们已经不需要讨论它是不是安全了——在二十多年间，人们已经吃过超过3万亿顿含转基因食品的伙食，至今为止没有发现一起实质性的伤害事件。比起吃转基因食品而受害，你走在路上被陨石砸到的概率还高点。进一步说，正如我先前所说，现在已经有人因为吃有机食品而死亡，但还没有一个人因吃转基因食品而死。
?就像我在10年前做的那样，绿和、土壤协会以及所有其他非政府组织，比如今早说过“我们这样做了15年”的地球之友等，声称他们受到科学共识的指导，就像他们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一样。而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共识，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以及全世界的卫生研究所、医疗单位和国家科研院校等等都支持这一共识。可是这一“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里借用一下这个说法——就因为同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识形态或者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冲突，就被他们给无视了。
我这里最后举一个例子，这也是大家今早听到过的，转基因抗晚疫病土豆的悲剧故事。这一研究是由塞恩思伯里实验室和农业与食品发展部——爱尔兰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共同进行的。但爱尔兰绿党（他们的领袖经常参加这个会议）是如此的反对这项研究，以至于他们直接告上法庭要求禁止它。
这一行为完全无视了以下的事实：抗晚疫病土豆能让农民每季少喷洒15次霉菌消毒剂；因为土豆是营养繁殖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花粉扩散的问题；转入的基因来自土豆的野生近亲，都不是从什么鱼之类的生物上来的。
在我看来，考虑到19世纪的土豆饥荒导致了一百多万人死亡，如果爱尔兰开发出了抗晚疫病土豆的话，那会是相当有历史意义的。如果爱尔兰成为战胜晚疫病的国家，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但由于绿党的努力，这多半不会实现了。
非常不幸的是，反转人士们争取到了政府官僚的支持。威尔士和苏格兰官方已经宣布成为非转基因地区，本该由科学指导的当地政府，已经退化到让中世纪迷信左右重要决策的地步，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
在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情况一样糟糕。印度拒绝了Bt茄子，即使这种茄子可以减少田间农药的使用，和产品上的农药残留。印度政府越来越遵循那些往后看的理念，如同纨妲娜·希瓦一般，她把工业革命前的田园农业想象得十分美好，尽管事实上那是一段频繁发生饥荒和社会动荡的时期。
在非洲，“拒绝转基因”仍然是很多政府的座右铭。例如肯尼亚因为所谓的“健康风险”完全禁止了转基因食物，尽管那些转基因食物能减轻国内肆虐的营养不良问题——顺便一提，营养不良可是一项无需更多证据，已被证实的健康风险。在肯尼亚，我第一次听说时都不敢相信的是，如果你开发出一种转基因作物，它的营养价值或产量更高，或者有任何有助于穷困农民的作物性状的话，你得蹲十年监狱。
于是那些我们迫切需要的农业革新，被那些透不过气的层层行政监管给扼杀了，而那些监管没有任何理性而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事实上，现在的风险不是说有人会被转基因食品伤害，而是好几百万人会因为没有东西吃而受害，而这仅仅是因为身处富裕国家，一小撮声音特别大的人想要吃那些他们自己认为“天然”的食物而已。
我希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件很棒的事情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最近捐献了1000万美元给约翰·因纳斯中心以启动将固氮机能整合到主要粮食作物中的研究，从玉米开始。对，绿色和平，这将是转基因研究，该是你们跨过这道坎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想减少全球范围内的氮污染的话，让主要粮食作物自己固氮显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而转基因多半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
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政治不正确，但我们需要一次高强度、全球范围的辟谣以及减少监管的行动。我知道的植物学家们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都绝望地把头埋进怀里，因为政府部门以及如此多的人们的危机感错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们打算禁止一项关键而又重要的技术。
诺曼·布劳格现在虽然已经逝世——如我之前所说他逝世于2009年，也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拒绝屈服于那些政治正确而事实错误的正统观点的话，是在向他的过去和他的看法致敬。现在对我们而言可谓风险巨大。要是我们继续这么错下去，会有几十亿人的生活前景受到损害。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强烈请求大家试着质疑一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信念，看看它们是否能经受住理性的考验。正如公众运动组织“理智科学”所建议的那样，凡事都要寻求证据，并且要确保你接触到的（证据）不仅仅是那些非政府公众运动组织所编写的，自卖自夸的报告而已。
不过最重要的是，农民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采用的技术。如果你觉得传统方法最好，想用镰刀来收割作物，可以，你有这个权利，我也不会反对你。
但你并没有阻挡其他人希望并渴求用别的方法来做得更好的权利。他们包括，那些了解气候变暖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的人们；那些理解单产是最重要的环保指标的人们；以及那些知道技术的发展永不停止，哪怕冰箱、或是平淡无奇的土豆，也曾经新奇而可怕过的人们。
所以我在这里要对反转人士，不管你是英国的贵族或名厨，还是美国的美食家，抑或是印度的农民团体，说这样几句：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观点。但是你们也得知道现在科学已经不支持这些观点了。我们即将进入危机的关键时刻，为了人民和我们这颗星球，请你们现在别挡道，让我们其他人来解决如何可持续地供养全世界人口的问题吧。
非常感谢大家。
（以下为问答环节，人名和组织名的听译略有难度，所以一概略去）
主持人：马克，非常感谢你做的演讲，我先前说了，弗兰克·帕金森演讲是为了挑战大家的思维。我想，大家一定都同意马克的演讲完全符合这一理念。我肯定大家会想问一些问题。提问的方法很简单，你试着招呼的工作人员，拿到号码牌，然后我会叫到你。请尽量提问而不要作政治声明，我们会试着在接下来的25分钟里让尽量多的人提问。谢谢。
问：首先我也要为了我从1999或2000年，于东约克郡那次开始的参与散布反转传单的行为而致歉，当然几年前开始我也不这么干了。我的问题是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这两件事都会影响我们将来可持续地供养人们的目标。之前我听到过这么一个论点说，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途径之一，因为家庭就不需要很多孩子来养老。在你看来，（经济发展来解决人口增长和产量增长以适应人口增长）哪个更好些？
答：谢谢你的问题。经济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必须的，也正是经济发展才让许多国家出现了现在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即便是在孟加拉国这样GDP相对较低的国家，出生率也已经低到了2.5或2.6，已经很接近全世界人口自然更替所需要的出生率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破除那些错误的想法，认为穷人会生很多小孩，或者如你所说的，穷国的家庭需要很多小孩来养老。而事实上，现在我们经历到GDP的增长，城市化的进行，而人们也有了很多生活上的选择，可以进城或者去高收入国家（工作），孩子们——尤其对女性而言——也不是只能务农，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些都会降低出生率。但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因为现在穷困国家的医疗水平有了大幅提高，更多的孩子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人口的增长，到2050年我们就会有95亿到100亿人口。而我们也需要提供很好的伙食，因为届时人们会变得更加富裕。
问：我认为你能越过自己的过去这一巨大障碍，站出来为转基因发言是非常勇敢的。我也很高兴你今天提到了很多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你说了我们未来的挑战是需要供养95亿人口，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用粮食供养人口，和开发用动物饲料制作的生物燃料之间取得平衡呢？
答：非常好的问题，多谢你的提问。在我看来，生物燃料基本上可以被视作环境和人权上的灾难，这包括那些把可以被用来喂养动物，最终供养人类的饲料拿来做成汽车的燃料的行为，例如印尼用棕榈油制作的生物柴油，和耗费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玉米作物的生物酒精燃料等等。这些行为因为总体上减少了供给，必然会抬高食品价格，也就是说穷困国家的人可能要花费更多的钱用来购买食物。所以说生物燃料使用量的上升可能直接推动了营养不良的蔓延。另一方面，生物燃料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毫无贡献，它反而会导致更多自然土地——例如热带雨林——被用作农业。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项被严重误导了的政策。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生物燃料都不行，如果说使用生物废料来制作的话是可行的。但用粮食来制作燃料我觉得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问：我听到你说我们现在等待转基因作物在欧盟的商业化审批等了20年，尽管有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建议，但（欧盟）似乎毫不领会。我们要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或者我们应该几年前某些成员国提出的曲线救国方案，即先争取欧盟部分成员国的同意？
答：我从欧盟官方得知，成员国可以选择“删减”——是不是这么说？——欧盟的法案，这样的话这些转基因作物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先行被批准。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觉得这些作物需要欧盟的批准，大概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坚持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话，那所有的商品都应该能自由地在各成员国之间流通，而不会因为转基因或别的什么而出现国家间的贸易障碍。这么看来，转基因作物确实需要争取欧盟的支持。但我同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苏格兰坚持要保持“无转基因”的地位，这简直滑稽可笑至极。
我觉得要是更多的部长或政府领导能去布鲁塞尔说明这个问题，或者能有勇气公开声明，正如今早大家听到的那样，而不被什么公众反弹或是那些非政府组织的攻击束手束脚的话，我觉得我们能开始减少过度的监管。因为事实很明显，因为这些过度的监管，用可能更加安全的手段培育的作物却必须等上15到20年才能商业化，而这些监管措施并未施加在有着同样基因组的其他手段培育的作物上，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理性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法律是会被修改的，而我们都应该出力促使这一进程的发生。
问：首先，非常感谢你发生了“大马士革转变”。我作为一个十几年前就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一直受到反转人士的压迫、骚扰和侮辱，很多我的同道甚至因此放弃了转基因的种植，所以今天听到你能这么说我非常感激。在反转人士去洛桑研究所破坏的时候，我去那里帮助保护那些转基因作物。大家可能会有兴趣想知道的是，非法入侵并试图摧毁作物的一百五十人里面，我敢说，有大约一半是外国人，而且当他们唱歌的时候，用的是法语。（译注：观众笑）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另一方面，阿尔·戈尔在十年前制作了《难以忽视的真相》这一宣传片，里面说到二氧化碳浓度在不断上升，也配了一幅图表显示曲棍球棍一般的上升曲线，而且气候会因为上升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得越来越来越热。可是两年前的冬天，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甜菜，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它们在土里被冻成了冰块。同时，去年（2012年）我又碰上了1987年以来最湿冷的夏天。因为二氧化碳一直都很高，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造成这些异常气候的原因，但这些异常气候确实发生了，那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主持人：或许我们可以避而不谈关于法国人的话题，着重谈谈气候吧。（译注：众人大笑）
答：我想我们俩大概都不喜欢法国人，即使你不同意气候变化的说法，最起码咱俩在这一点上可以保持一致。（译注：众人大笑）如果你看这个问题的本质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我肯定你不会反对二氧化碳和甲烷是温室气体的说法，而如果大气层中没有任何温室气体以及水蒸气的话，整个星球的温度估计会降到摄氏零下80度，并冻成冰块。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大气中温室气体比例越高，整个星球就越热。但从卫星观测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地球并不处于热量的平衡状态，不是哪里都是平均气温。所以这不等于说我们就碰不上由于天气导致的短期温度变化，包括偶发的非常寒冷的冬天。事实上，有观察表明，海冰的消融所对应的飞机尾气的凝结方式的变化，可能跟去年夏天以及两年前冬天的异常有关。
总而言之，你不能在一个领域接受科学，而在另一领域拒绝它。当然接受科学共识不等于说要禁止不同的声音，我一直在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包括很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同的声音。但如果你决定要用科学共识来指导你的生活的话，那你对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的态度应该跟你对转基因的共识一样，这是我所要说的。
问：作为一个同孟山都一起工作，而不是为孟山都工作的，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我很高兴科学能在转基因的争论中指引你，我也很高兴听到你说到有更多的资金将用于帮助科研，因为在英国科学，尤其是农业科学的投入已经损失了很多，所以我将期待着这些新的资助。绿色和平以及类似地球之友那样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不再把你当朋友，但他们还在那里，而且势力庞大。你要如何回去说服他们说你的转变是正确了，并让他们跟着你转变过来呢？
答：真是好问题。我不得不说，虽然现在可能不是了，但直到今天上午为止，绿色和平还算是我的朋友（译注：众人笑），地球之友也一样，我也尊重他们所做的很多工作。这不是说环保组织就不能有任何的问题，但他们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必须同他们做的那些坏事摆在一起衡量。我是打算让他们撤下来，他们在转基因以及一些个别问题上，现在退守到了一个反科学的角落。我觉得这跟气候变化的问题差不多。
我在过去几年做的另一件充满争议的事情是，在能源问题上我持支持核电的立场。而最近我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是，核电工业和风电工业决定联手，也就是两项碳排放很低的行业打算共同发展，而地球之友和绿和对这还相对比较支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改变的，即使只是一点点，至少从外面看来，他们的立场也还是能变的，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永远都是坏蛋。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建设性的对话鼓励他们做出改变，比如说：“看，我们已经走在前面，你们有点拉下太多了，不过没关系，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很容易赶上的。要知道你们又不是梵蒂冈，又不是教皇，不需要盯着一本书念上两千年。（译注：听众大笑）都十五年了，该改变一下了。”
问：食品供应商、超市以及食品生产商都很乐意把“天然”当成卖点，把“天然”标在外包装上。我们何时可以看到他们把“科学”当成一个褒义词，并有勇气把它摆在食品外包装上？同时，他们对改变食品中“科学”相对于“天然”的公众形象而言，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
答：又一个好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从前辐射杀菌技术的经验，辐射杀菌把食品中的细菌杀灭，可能拯救了几十万的人命，但由于自然主义谬论的影响，人们觉得这让超市的货架都变得有放射性，当然，辟谣相对要容易得多。但这种谣言流传很快，一个原因是人们对食品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这当然是件好事），所以如果那些有很强意识形态目的的人要传谣的话，效果会特别明显。而科学则因此比较难以在这一方面占优势。
当然，另一方面，消费者几乎不能从第一代的转基因作物直接获得好处，它们的环保优势也不太明显。在我看来，抗草柑膦的作物并不是一项环保革新。但现在新开发的作物不是这样，如果英国的农场能种植含ω-3油脂的转基因油菜，而大家能用它来可持续地养殖鲑鱼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海里捞那些鱼了。这一环保价值是可以公开宣传以争取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支持的。我相信，转基因和其他科技如果是由政府部门研发，而且提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比起只有大公司获利的技术要言，让公众接受要容易得多。整个转基因争论的核心，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发现反对转基因被等同于了反对大公司。我觉得我们应该打破这一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支持政府资助的转基因和作物研究的原因。
问：马克，我只是想知道，你在转基因作物的知识产权，及开发公司对它的所有权的问题上怎么看？你认为种子公司在保证那些最需要的人们能买得到并买得起他们所开发的转基因种子这件事上，应担当什么角色？
答：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本质上来讲，强调知识产权并没有什么错，我们应该同意这一点。尤其我个人也是一名作家，我也不希望你盗版我的书，（译注：众人笑）因为我也希望赚取书的版税。其他人为了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不管是技术、发明或其他什么东西，而获取版权或专利费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能获得知识产权并从中获利的话，对于你的创新会有一种促进作用，这样你可以把创新视作一种智力投资。要是把知识产权完全拿掉，那么对于创新和科技进步则会有阻碍。
另一方面，关于政府支持的研究，有相应法律规定，研究成果并不需要有限制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洛桑实验室已经明确声明他们测试的转基因小麦将不收取任何专利费用，农民将可以完全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我觉得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比如很多在非洲研发的营养强化作物或抗药性作物上，那些研究很多都是政府资助，因为那里的人民并没有太多钱，所以那些作物没有太大商业价值。当然对应的，种子的价格虽然不是免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价格会有相当的优惠。而且我认为农民应该有留种的权利，如果留种对农民更有利的话，当然很明显的，杂交作物——如杂交玉米——不能留种，因为种出来的子代性状不一样，这方面我们也有着很大的误解。我认为我们应当支持由纳税人出钱的研究，而问题是有时这些研究根本做不了，例如在肯尼亚，你要是把转基因作物种进田里，会要蹲10年监狱。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当前环境下洛桑实验室的转基因小麦会在5年内种上英国的土地，我们当然希望改变这一点，但如果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这么做的话，那做这些研究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
问：（译注：这位提问者来自皇家保护鸟类学会。）在今天的会议中，非政府组织被好几个发言人骂得不行，我以为会有非政府组织的人出来辩解呢。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任务是揭露那些“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小小谎言，包括你今天讲到的。当然，我要声明一下，皇家保护鸟类学会确实支持洛桑实验室的转基因试验，所以我刚才稍稍舒服了一点。（译注：主持人笑）但今天争论的大部分落在要增加粮食的单产上，但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是，我们大约有10亿人口处于肥胖状态，同时又有10亿儿童每天都在挨饿，尽管我们现在的粮食总量已经足够供养全世界的人口。所以我想知道你对于诸如食品的过度摄入，以及更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取食物的途径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对，你说得没错。发展中国家确实有食品安全上的问题。你要是看看主要作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量，跟中国、印度或者美国产量，就会发现两者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在非洲，即使考虑到过度开垦的土地，他们所获得的产量也不到应得产量的十分之一。如果你能够改善那些小户农家的生产力的话，无疑会改善他们的食品安全，还会减少贫困并带来其他好处。要是你能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粮食单产翻倍，那他们都可以出口粮食了。而考虑到他们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现状，粮食单产对他们的食品安全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个大洲的人吃得太多，而那个大洲的人吃得太少，我们没法简单地把多余的卡路里运过大西洋来解决问题。那些食品得经由市场途径来分配，所以也会受很多经济因素的影响。唯一能长期保证食品安全的办法是提高这些国家的GDP并加速他们的经济增长，而他们也正在这么做。事实上，营养不良率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里有大幅的下降。而多亏这些技术革新，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援助也逐渐增加。我要再一次强调，转基因只是我们手上全套工具之一，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不理性的理由而拒绝它，但它也不是什么万灵丹。
主持人：说到营养不良，我们的会议下面要进入午餐环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感谢马克的精彩演讲。
